企业的价值创造是包括管理层和员工在内多方合力的结果。现有文献对管理层的薪酬支付水平和薪酬支付结构，以及员工的薪酬支付水平如何影响企业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受限于数据的获取，对员工的薪酬支付结构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却缺少关注。
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是员工薪酬的重要构成。根据Nielsen & Smyth（2008）的统计，我国企业的社会保险支出已经占据了企业用工支出的40%-50%，这一比例显著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例如，社会保险占用工支出的比重在印度平均约为16%，在马来西亚企业平均约12%，在印尼这一比重为10-15%。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养老保险体系的顶层设计问题是政府社会保障工作的重头戏。”2016年4月，国务院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以期能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从实证上检验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否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具有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加剧，养老保险扩面潜力有限，一些地方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已经存在严重的“收不抵支”情况。根据《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的统计，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不可持续问题十分尖锐，个人空账运行规模接近3.6万亿元。在我国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科学、合理优化养老保险缴费制度？
赵健宇和陆正飞撰写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一文，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关于“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的披露数据，以及公司总部所在地的法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变化，对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理论上，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企业生产效率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关系。一方面，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企业而言，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对员工而言，企业也不会完全承担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企业会将这一负担部分转嫁给员工，导致员工的当期可支配收入下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导致企业无法进行提高生产效率的投资；而当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导致员工对企业满意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下降。这两点因素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给企业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压力也可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高额的养老保险缴费支出迫使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和机器要素投入占比、减少劳动力要素投入占比的方式应对，这“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以保持竞争优势，最终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究竟会造成生产率损失，还是促进生产率提高，需要严谨的实证证据支撑。
利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比例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随后，本文将样本区分为高平均工资组和低平均工资组后发现，养老保险缴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仅存在于低平均工资组中。最后，本文还对养老保险缴费影响生产效率的可能渠道进行了检验，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提高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却降低了员工当期可支配收入，并降低了企业未来的创新产出。
本文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劳动经济学与公司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数据参考。员工的退休生活保障应该由政府、企业和员工三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应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优化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制定合适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保障员工的基本退休生活；企业和员工在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双方需求的企业年金；员工在当期可支配工资有富余后，可以自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满足退休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本文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这说明我国当前由政府推动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过高。本文还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关系仅在低平均工资组显著，而在高平均工资组不显著，这表明对于高工资群体而言，他们愿意在工作时缴纳较高比例的养老保险，以满足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需求。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未来可以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而鼓励企业和员工根据自身情况购买相适应的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1320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2014）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基金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