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市场缺失和市场不完善使市场在低效率上运行。要素联结作为替代市场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亚洲、非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广泛流行,在多数场合,要素联结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而且通过增加产出促进了经济增长。本文主要评述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探讨要素联结与市场效率的新文献,侧重点放在对要素联结在提供要素供给和改进配置效率、形成生产激励和提高生产率以及影响收入分配和福利变动中的作用做一评述。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市场缺失 要素联结 配置效率 经济发展
要素联结(theinterlinkedfactors)或交易联结(theinterlinkageoftransaction)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农村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市场缺失和市场不完善,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了解决市场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双方经过博弈和协商签署正式合同或非正式的隐性合同,使得原先在市场缺失或不完善条件下分散的、孤立的要素能够联结在一起并投入生产过程。在多数场合,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要素联结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和农业生产率,并对收入分配施加不同的影响。发展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对要素联结与市场效率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探讨,21世纪初以来,该领域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要素联结背景下的供给变动与配置效率的改进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就已证明,在市场机制运行不畅或某些市场缺失的背景下,要素联结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以确保信贷、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有效供给和改进配置效率。譬如,Basu(1983)论证了佃农自愿与土地所有者形成联结关系的条件,即土地所有者支付的工资与收取利率的组合带来的效用至少等于佃农从事其他活动获得的保留效用,土地所有者通过选择不同的工资、利率和劳动力组合,使其利润最大化。其结果与竞争性市场相似。Bardhan(1984)从印度农业生产用工需求的季节性波动的角度分析了劳动与信贷联结的形成。他表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佃农按照边际单位的消费信贷付息意愿等于消费的跨期边际替代率这一条件决定各期消费水平,土地所有者若是在满足佃农从联结中获得的效用不能小于从其他渠道获得贷款最大效用这一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总能选择某种信贷数量将佃农限定在保留效用水平上,进而得出了劳动与信贷联结具有平衡消费、增加佃农效用并为土地所有者节约成本的结论。Braverman&Guasch(1984)分析了存在异质劳动力但该信息不为土地所有者所充分掌握的环境中,租佃与信贷联结何以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一种筛选装置,使能力强且具有更高资本边际产出率的佃农被筛选出来的机制。他证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环境中,由筛选达到的均衡反倒是有效率的,而未被租佃与信贷联结的均衡总是无效率的。Banerji(1995)以个人在时间偏好率差异引起信息不对称(即信息为个人所有)进而导致逆向选择为出发点,讨论了利用信贷—租佃联结作为筛选机制,从而说明土地所有者兼放贷人如何通过满足“参与约束”和“自我选择约束”向时间偏好率不同的佃农提供差别合同使其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于是,时间偏好率最低的佃农会获得纯信贷合同,其他佃农则将获得最优的规定了分成比例和利率的联结合同。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把对要素供给与配置效率相互关系的研究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Smith,Stockbridge&Lohano(1999)对巴基斯坦信德(Sindh)地区棉花和小麦种植者与贸易商形成的信贷与产出联结做了研究,分析了联结为什么会带来竞争而又有效率的、公平的结果。一方面,当地市场上有许多种植者、贸易商和轧棉厂主,对贸易商来说,在激烈的竞争中确保充足的信贷资金以扩大农产品供应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因贷款筛选、监督还款实施等引发的交易成本上升以及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导致银行等正规部门难以满足种植者的信贷需求。于是,种植者与贸易商之间形成了要素联结关系:种植者间接通过贸易商将棉花和小麦分别卖给轧棉厂和粮食部门,由贸易商向种植者提供种子、化肥等实物作为主要的信贷形式,而后者则承诺将产出卖给前者。因此,要素联结降低了农产品买卖过程中的搜寻和协商成本,提供实物信贷确保了信贷用于生产因而降低了违约风险;而贸易商采取的一系列筛选程序、贸易商与种植者保持长期业务往来以及非正式信息共享网络的存在等因素进一步降低了借贷的交易成本。他们证明了在这两个地区,产出和投入品均按市场价格交易,利率主要反映贸易商资金的机会成本以及违约、延期还款、筛选和追债等成本。种植者在兑现后剩下的农产品无需出售给向其贷款的贸易商,贸易商对种植者剩余的榨取基本不存在。为争夺产品供应,他们在各个市场上竞争,并未谋求合谋或垄断。这种有效率的公平竞争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贸易商通过竞争收购农产品和社区信息共享网络是这种局面产生的两个关键条件。其中,信息网络既提高了价格的透明度,又便利于种植者对与其合作的贸易商进行选择,这就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商之间的竞争。
Basu,Bell&Bose(2000)分析了乡村信贷交易中一个土地所有者和一个放贷人在做出非合作决策时分别同某个佃农签订合同所引发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土地所有者采取行动在先而佃农享有有限负债(limitedliability)的序贯博弈(sequential game)中,当道德风险出现时,通过信贷与土地的合同联结反而促成了更优的结果(superiorout-comes)。尤其是当土地所有者无法观测到放贷人所制定的贷款条件,而佃农却享有有限责任时,农业歉收造成的低产出水平迫使土地所有者收取歉收状态下的租金。若不存在要素联结,即便作为代理人的佃农是风险中性的,这类变动也会产生无法被内在化的合同负外部性(negativecontractualexter-nalities)。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应付非合作行为而出现的土地与信贷联结无法获得最优结果,通过提供要素联结合同却能保证要素供给,使土地所有者在扮演放贷人角色的同时,还能增加收益和改进配置效率。
Chakrabarty&Chaudhuri(2001)则在正规与非正规信贷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构建了一个土地所有者向佃户提供土地和信贷并向后者收取地租和利息的要素联结模型。人们通常认为,这样的要素联结会是低效率的,因为这种联结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了通过收取地租和利息两种方式来榨取佃户的消费者剩余。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设:(1)假设国有银行以信贷配给形式提供贷款,因而在信贷市场上引发了对资金的过度需求;(2)引入一个逆向选择模型,在模型中,佃农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异质性,而土地所有者只了解先前的佃户类型,只能对不同佃户收取不同的利息。他们发现,按补贴利率向乡村部门增加定额信贷(fixedcredit)并不会减少低效率,由补贴带来的全部收益将归于土地所有者;与之相反,若因为放贷人拥有的佃户类型信息不完全而造成了低效率,则采纳按补贴利率但以有伸缩性地提供贷款的方式,能更有效地提高效率。
一些研究者从经验方面更加深入而具体地考察了要素联结对市场效率的影响。Swinnen&Vandeplas(2007)对要素市场普遍不完善和合同履行能力弱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在农产品生产价值链上形成的农户与农产品加工、销售和投入品供应企业之间的要素联结(欧洲学者称作“垂直合作”(verticalcooperation))进行了研究。其中,经纪人、零售商、农业企业以及粮食加工公司同农场或乡村家户签约,向后者提供投入品及相关服务,以换取有保证的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这种联结体系被认为具有引导农业投资和生产更接近于其最优水平的潜力,因而成为经济增长、乡村发展和减少贫困的引擎。他们认为,要素联结使佃户得到先前无法获得的信贷和其他投入品,而农产品加工企业能及时获得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因而带来了总福利的增加。然而,交易双方能否从交易中获利则主要取决于供给可获得性、厂商之间的竞争程度以及双方讨价还价的相对能力。一方面,厂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使佃户以更低价格获得投入品和以低成本销售农产品,并能更加平等地分享租金(来自更高的生产者价格上),还提高了佃户的讨价还价能力,使之能够改变由垄断组织强加的合同条件,最终带来正的平等效应和正的效率效应(positiveefficiencyeffects);另一方面,过度竞争则可能因供给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或形成共谋而导致债务违约并破坏要素联结中的合同履行机制,使市场之间的协调发生崩溃;此外,要素联结也可能成为新厂商准入障碍,并给交易中的主导方提供了“额外的杠杆作用”(additionalle-verage),最终导致了负的效率效应。对此,他建议引入经常性监管(frequentmonitoring)、买方协调(buyerco-ordination)和地方信息网络(localin-formationnetworks)等特定的制度安排,使要素联结在竞争中能延续下去。
Koo,Huang&Kan(2009)利用保存至今的台湾20世纪30年代制糖磨坊中的合同档案对要素联结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便于分析,他们分别建立了最优和次优两个合同模型。在最优合同模型中,利率被设定低于磨坊主资本的机会成本,这意味着不会发生所有蔗农投资不足的情形。要素联结的含义体现在磨坊主为蔗农投资提供融资,由此造成的投资亏损可通过其他交易(如压低甘蔗价格)获得的利润进行抵补。由于最优合同模型中设定的利率太低,因而鼓励蔗农借款数量超过投资于甘蔗种植所需要的款项,促使蔗农用超出的资金满足他们在其他方面的需求(如套利)。为了阻止这类机会主义行为,磨坊主必须对蔗农使用贷款状态进行监管。文中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利率不至于低到最优合同所预测的水平。在次优合同模型中,假设存在着不很严重的道德风险,此时的债权人尤其愿意以低利率放贷,而在以实物形式(如化肥、种子等)提供贷款的情况下,磨坊主甚至愿意按零利率或负利率放贷。他们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第二个模型后发现,当市场利率上升或者当甘蔗价格下降时,磨坊主会提高利率,其结果是蔗农将减少借贷。只有当磨坊主能够抑制甘蔗买价或实行歧视性定价时,低利率才能奏效。总之,他们觉得从经验研究中得出的有关次优的利率水平和最优的甘蔗价格的结
论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二、要素联结、生产激励和生产率的提高
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改进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均要求经济主体在受到足够激励的条件下,使其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进而提高生产率。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缺失的条件下,激励通常与不确定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联系在一起,这就增加了探索激励及相关问题的难度。Braver-man&Stiglitz(1982)首开先河,研究了土地所有者借助于在不完善的土地租佃、信贷、资本品和消费品市场之间形成联结,通过改变提供给佃农的贷款数量、佃农所购买的商品种类及价格等条件,诱导佃农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和生产技术,使之在给定佃农效用水平的条件下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过程。这篇文章被公认为研究在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条件下要素联结如何运作的经典性范文。
进入21世纪以来,对要素联结的激励效应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实证方面。Furuya&Sakurai
(2003)考察了加纳库马西(Kumasi)地区的磨坊主通过向农民提供信贷以要求农民将谷物交给自己碾磨所形成的要素联结对磨坊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通过提供低利息或无息贷款的激励,农民乐意交给磨坊主碾磨,由此促成磨坊主接收的谷物数量大大增加,不仅提高了磨坊的开工率,而且促成了成本下降。在他们看来,在形成要素联结之前,一方面,由于市场信息难以获取,交通运输和谷物储藏设施落后,导致磨坊的开工率和谷物市场的均衡长期处于最优水平之下;另一方面,农民的信贷需求旺盛恰恰说明信贷市场运行不畅。要素联结则能同时避免这两个市场上的低效率。
Jayne,Yamano&Nyoro(2004)所做的研究发现,要素联结可以成为提供投入品的一种间接的激励方式。他们发现,肯尼亚农户与农产品销售公司之间形成的在经济作物生产和销售上的要素联结(即销售公司向农户以信贷形式提供投入品,而农户以销售农产品的方式归还贷款)对没有参与要素联结的粮食作物生产具有溢出效应。一方面,由于策略性违约及逆向选择阻碍了信贷市场的发展,很多小农户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市场结构上存在差异(如粮食作物潜在购买者的数量更多),有可能造成粮食作物生产中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化肥等投入品匮乏。于是,鼓励农户参与经济作物的要素联结也会增加对粮食作物的化肥使用量。这说明要素联结除了透过经济作物的生产对农户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会对农户粮食作物的生产等活动产生溢出效应。这就为解决粮食作物集约化生产中农户遇到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了一种“双赢”思路,即农户因获得信贷支持而改变了资金短缺的局面,销售公司则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而在加工和销售方面获取了更大的规模
经济。
Benfica,Tscherley&Boughton(2006)从经验方面考察了莫桑比克赞比西峡谷(ZambeziValley)的农户被激励参加“烟草合同耕作计划”(tobaccocontractfarmingscheme)而成为“合同农户”的决定因素与这些农户的生产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该计划是否会对当地所有农作物生产的总收入以及家户从事所有经济活动的总收入产生影响。其研究结论是:(1)参加该计划是受要素禀赋、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获取收入的机会驱动的结果,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几乎不起作用;(2)在农业部门中就业,无论参加“耕作计划”与否,受教育程度均与收入无关,但受教育超过三年以上的家户的收入却显著增长。这反过来说明受过更多教育的家户能够从非农业就业中获取更高的收入,但这类家户若参与“耕作计划”将几乎完全抵消它们在这方面的优势;(3)女性家长更乐意从事烟草生产,这是因为以女性为家长的家户从农作物生产中得到的收入更低,因此,这类家户以分散化方式到非农业部门工作会降低性别上的不平等;(4)拥有更多土地和其他收入来源渠道(特别是牲畜更多和工资收入更高)的大家户不愿意加入“耕作计划”。从计量结果来看,拥有更大的土地所有权对家户收入的影响几乎完全反映在家户的总收入上,这意味着这类家户不愿意放弃来自非农业部门的收入。
Choubey(2009)对比分析了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签署联结合同的家户和未签署联结合同的家户在小麦生产绩效上的差异。他认为,非联结家户使用更多的投入品(农作物高产品种、灌溉、化肥等)和机械劳动,而联结家户更少地使用投入品,但更多地使用人力劳动和畜力;此外,联结家户的生产成本(即投入品的成本)、产出和净回报都比非联结家户低。那些缺乏可供选择的收入来源且资源匮乏的农户(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小农户)不仅受到投资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到大量的社会与制度因素(如缺乏信贷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土地持有规模太小以及与租赁安排相关的激励不充分等)的约束。这就驱使这类农户与土地所有者签署要素联结合同,后者通过调整合同条件来诱使联结家户采用能带来高利润的生产技术。他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比例系数表明,发达地区对采用农作物高产品种(HYVs)带来的生产率反应在程度上要大于欠发达地区。这意味着若有更多地区使用高产品种将导致联结家户的生产率同非联结家户相比会有更大的增长。
Mujawamariya,D’Haese&Burger(2010)对塞内加尔树胶生产者与交易商之间形成要素联结的诸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生产者市场参与以及对树胶产出的效应展开了研究。他们强调,要素联结是旨在解决由市场失效引起的信贷等投入品短缺和产品市场进入等难题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树胶生产淡季时,交易商以信贷形式向生产者提供生活必需品、工具和现金,而后者则在按约定的价格把产出卖给交易商后扣除应还款项。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信贷的偿还,这类要素联结一般建立在关系密切、互相信任且经常交易的经济主体之间,并要求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必须是交易商所销售的品种。这说明在该联结中,生产者为了还款而必须生产,由此刺激了产出;交易商为了抵补放贷的成本必须购买该生产者的产品,因而使得交易商在客观上为生产者提供了保险服务。Mujawamariya等通过估计要素联结参与模型、市场参与模型和产出模型发现,生产者的信贷需求、交易双方的关系和交易商的理财能力对要素联结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而要素联结对产出与产品的市场参与均有正效应。
三、要素联结背景下的收入分配与福利变动
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所建构的要素联结模型改变了传统新古典模型完善市场的假设并增添了新的假设,所涉及的变量远远多于传统新古典模型,并得出了要素联结在大多数情况下改进了配置效率的结论。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要素联结在带来效率改进的同时能否带来收入分配和福利的改进?鉴于要素联结模型改变了传统假设并引入了更多变量,无疑增大了收入分配和福利变动格局的不确定性。
Braverman&Srinivasan(1981)率先分析了在土地稀缺而潜在佃农数量足够多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借助于信贷租佃联结合同中耕地面积、分成比例、向佃农提供信贷的规模及利率等工具,把佃农的效用限定在保留效用(该效用取决于维持生存的考虑或经济中所能提供的其他就业机会)水平上,与此同时,土地所有者将利用其控制工具尽可能攫取佃农产出中的剩余。结果显示,佃农和土地所有者各自对最优化的追求导致了合同均衡。
21世纪初以来,要素联结、收入分配和福利的关系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A.Gill(2004)对印度旁遮普邦(Punjab)的帕蒂亚拉(Patiala)和阿姆利则(Amritsar)这两个地区农户的土地、生产和信贷等方面的情况做了实地调查,证实了要素联结具有剥削的性质。由于从正规部门获取信贷的程序繁琐加上对抵押品有严格要求,农户的贷款需求难以满足。超额的信贷需求向非正规部门溢出,绝大部分农户从私人放贷人那里获得借款。在非正规部门中,信贷市场与其他市场相联结是这两个地区主要的信贷交易方式,其中耕种者与代理商之间的信贷和产出联结最为重要。代理商以现金和投入品形式向耕种者提供信贷,后者则承诺向前者销售农产品。对放贷人来说,以产出作为抵押品会降低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对农户来说,则解决了其缺少土地等传统抵押品无法获得信贷的难题。他们的数据显示,所有层次的农户均以要素联结形式获得贷款,而联结交易并不局限于小农户、无地农户和边际农户,通过要素联结获取贷款的农户比重并非随土地规模增加而减少。他们指出,包括信贷交易的要素联结本身不能视为封建残余,但提供信贷的交易商反而比传统的放贷人更具有剥削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帕蒂亚拉和阿姆利则的信贷市场上,交易商等非正规放贷人是满足超额信贷需求的唯一选择。即使不存在低估抵押品价格的现象,交易商也可通过高利率对农户进行剥削。贷款数量越大,农户用于抵押的农产品就越多,交易商获得的交易佣金便越多。因此,利率降低可以吸引农户增加借款,从而提高交易商的收益。
Chaudhuri&Banerjee(2005)建立了一个落后农业经济中买方寡头垄断与农户关系的分割模型,其中每个购买者(交易商)都拥有“受控制市场”(captivemarket),但同时都参与“竞争性市场”(contestedmarket)上的竞争。交易商向农户支付预付款以期后者未来按预先确定的价格交付农产品。获得贷款的农户将按低于市场价交付农产品,正是联结合同使农户被束缚在受控制市场上。由于农产品收购商在受控制市场上拥有垄断优势,联结两个市场除了有利于买方寡头垄断者通过价格歧视来获利之外,还由于农户收入被压低至保留收入(即受控制的农户的保留收入等于该农户在竞争性市场上的收入)水平上。此外,他们借助于模型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部门的效应。他们显示的是,降低信贷补贴将扩大受控制市场的规模,致使农户的福利恶化,并降低农业生产率。反之,提高农产品国际价格会明显改进农户的福利,但对农业生产率的效应不明显。
Motiram&Robinson(2010)通过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要素联结会促成合谋。许多文献均假定要素联结合同中的占优方(dominantparty)在市场上拥有垄断支配力,因而忽略了要素联结中的合谋问题。事实上,在要素联结涉及的所有市场上,都可能存在着许多竞争者(即放贷人),这些竞争者更有可能为抢夺市场而相互竞争,从而导致占优方失去了对非占优方的控制。如果竞争者进行合谋反而会获得经济利润,但竞争者并不总是会形成合谋。他们利用带有贴现的无限重复博弈(infinitelyrepeat-edgamewithdiscounting)框架和搜寻与匹配(searchandmatch)框架证明了,在没有要素联结且不存在合谋的情况下,有两种促成被联结的要素市场形成合谋并使合谋得以延续的机制:(1)要素联结能产生促使跨市场的激励约束集中起来的效应。这意味着当与单一合同相联系的合谋无法操作时,反而会出现与联结合同相联系的合谋。(2)当存在市场“摩擦”时,要素联结可通过迫使佃农勉强接受“背离合同”(deviatingcontracts)而形成合谋。所谓背离合同是指尚未加入要素联结的竞争者,为了抢夺市场而说服加入了要素联结的竞争者放弃原有合同并接受自己提供的具有更优惠条件的合同,或者在已联结的其他市场上寻找新的合同(如租佃合同)的行为。由于在其他市场上寻找新合同需支付成本,接受背离合同的佃农的收益将下降,故在一般情况下,佃农不愿意背离原有的联结合同,这就使得那些已经存在要素联结市场上的竞争者之间的合谋得以维持。Motiram等意在说明要素联结可以被占优方用来巩固其市场支配力,使之能榨取在单个市场上无法榨取的剩余。
当然,也有经验研究显示,在不同的条件下,要素联结给收入分配和福利变动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K.Gill(2007)将原先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要素联结思路扩展到探讨城市中的废品回收业。在印度,废品回收业为相当规模的在“非正式部门”中工作的城市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实地调查了印度德里(Delhi)废品回收业中的要素联结现象,觉察到在该行业中有一套由两类拾荒者分别与各自的交易商形成了产出(废品)与信贷间的联结机制,导致两类拾荒者与经纪人在收入分配和福利上的差距。其中,“拾垃圾者”(pickers)负责收拾散落在城市中的垃圾,主要靠步行收集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在内的湿的、未进行分类的混合垃圾,其中部分垃圾不可以回收:而“流动废品回收商”(itinerantbuyers)则骑自行车穿梭于私宅、公寓楼和贫民窟,通过向客户支付现金回收用塑料、玻璃、纸张及金属等无机物制作的干的可回收的废品。同两类垃圾回收者相对应,有两类经纪人。“拾垃圾者”通常把垃圾销售给“潘尼经纪人”(pannidealers),“流动废品回收商”把垃圾销售给“卡巴迪经纪人”(kabadideaer)。两类回收者同经纪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结关系:“潘尼经纪人”不向拾垃圾者支付现金来购买垃圾。当天工作结束后,拾垃圾者将大部分钱存在潘尼经纪人那里,仅取一小部分用于即期消费;相反,卡巴迪经纪人向流动废品回收商贷放一笔现金,用作购买废品的预付款并每天同后者结账。令人吃惊的是,该行业中的交易关系远非传统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是“原子式的”(atomised)、“匿名的”(anon-ymous)和短期的,相反,该行业在多个层面上形成了深层次个人化的(deeplypersonalized)和长期的交易关系。在K.Gill看来,新制度经济学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把要素联结中隐含的合同关系解释为对消失的和不完善市场的替代。但K.Gill认为若进行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虽然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思路能够对市场结构、激励和各种合同的不同形式等问题做出很好的解释,但它仍然无法解释在两对关系中,流动废品回收商与卡布迪经纪人为何享有更为平等的交易关系,而拾垃圾者与潘尼经纪人之间却保持着剥削性质的交易关系。K.Gill认为,在要素联结关系中存在着一方拥有支配力的情况,对于这类情况,只有采用政治经济学思路才能把问题说明清楚。K.Gill还指出,在印度,收入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平等的种姓阶层(castehier-arch)制度有关。例如,拾垃圾者因所属种姓的缘故而被禁止从事流动废品回收商的工作,而同属于卡迪克(Khatik)种姓的流动废品回收商与卡布迪经纪人因为在塑料制品回收市场上确立了寡头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可以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提升其经济与社会地位。于是,流动废品回收商能够同卡布迪经纪人一道享有更为平等的关系,而且双方因共同利益而不得不随时关注信贷、劳动力与废品回收市场上的各种动向。
四、简评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发展中国家中要素联结作为非正式市场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在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80年代以来凸显的发展经济学微观化趋势更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1世纪初以来,又有一批对要素联结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问世。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不仅阐释了要素联结何以作为非正式制度替代正式市场制度的功能,而且分析了要素联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甚至在一个微观层次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推出了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结论。
1.诠释了要素联结的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并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一般认为,完善的市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市场不完善和不完全被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普遍滞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市场不完善不仅同传统意义上的垄断、不完全竞争、外部性、政府干预不当有关,而且同近年来广泛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及不确定性、逆向选择、过度竞争等因素有关;而市场缺失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缺少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某些市场(如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等)根本就不存在,致使作为整体的市场无法运行。因此,市场不完善和不完全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新一代发展学者指出,为了解决因市场失效造成的生产要素不得其用而产生的要素联结,其实质是一种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度安排。土地所有者或放贷人同生产者(佃农或农业工人)至少在两个市场上达成有关要素交易条件的非正式合同,使得分散的要素联结在一起,使之替代消失的正式市场并发挥与市场机制相似的功能。研究要素联结之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诚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P.K.Bardhan(1980)所言,“在贫穷的农业经济的特定制度背景中,在对要素市场联结的性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许多关键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土地、劳动和信贷相关的问题)就分析不了。”Bardhan道出了研究要素联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研究要素联结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在于,研究要素联结的学者大都在引入制度分析的同时改造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善市场”假设。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不仅把以市场不完善和市场缺失的“不完善市场”假设作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现实问题的基本前提,而且依据新的理论假设来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发展的学者来说,更贴近现实的理论假设为推进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和对经济发展微观机制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2.在更为现实的分析框架中讨论要素联结的配置效率,并提出了理解效率的新的概念工具。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发展模型中,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发展机制被描述为在资源总量给定、“制度为中性”和不存在交易成本、外部性以及部门差异等前提下,各经济主体在刺激与反应、替代与弹性、价格激励等机制的作用之下,为获取最大化收益而将资源从价格低的低效率部门转移到价格高的高生产率部门,从而促成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均衡发展。新一代发展学者则在“市场不完善”假设下,把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要素联结内生于分析框架中。我们认为,“市场不完全”分析范式在三个方面显得比传统新古典范式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1)与分析单个市场的部分均衡或同时分析两个或更多市场的一般均衡的静态模式不同的是,要素联结探讨的市场可以是竞争性的,也可以是垄断竞争、寡头或近似于完全垄断的市场,加上分析中引入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增大了结果的不确定性,得出的可能是多重均衡的结果。(2)由于要素联结本意是指将两个分散的孤立的市场联结在一起,这就隐含着各个单个市场之间存在的正(或负)外部经济将被内在化,因此,外部经济的存在成了要素联结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可能存在由正外部性引起的规模经济时,对配置效率的判断更加不确定。(3)用“市场不完全”范式探讨要素联结,推动了代理人如何在相互连接的市场上通过操控更多变量来提升配置效率的研究,有利于推进对经济发展微观机理的研究。需要提到的是,与“市场不完善”假设相伴随的是,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使用了“帕累托更优”(Paretosuperior)或“帕累托更劣”(Paretoinferior)这一对概念,由此改变了对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评判标准的认识。我们认为,与新的概念工具对应的参照系不是“标准”新古典静态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隐含了动态含义并可能推出多重均衡的“更优”或“更劣”状态。其分析前提是“市场不完善”假设,强调境况的变动从一开始到最终结束均具有
相对含义。
3.突破了把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分隔开来的研究传统,对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中收入分配状况做出了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一直以来,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竞争性均衡带来配置效率以及可以把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分隔开来加以考察的理念,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原理之中。第一原理断言每一个竞争性均衡都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第二定理主张每一个帕累托有效配置都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需要政府做的仅仅是以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对初始禀赋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可以把配置效率同收入分配隔离开来进行研究。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批评了将两者分隔开来的做法,指出一个经济是否是帕累托有效率,这个问题本身又取决于收入分配(J.E.Stiglitz,1994)。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风险与不确定性、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被用于探讨在要素联结等非正式制度之下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由此打通了两个原先被分隔开来的领域。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其一,在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既然要素联结起着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将同市场机制一样,在某些场合将导致较高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而降低经济效率,而在另一些场合,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反倒产生了提高效率的结果。这意味着收入分配问题不一定随着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而自动解决,不确定性使配置效率的改进不一定会改善所有当事人的福利;其二,传统的新古典完善市场模型完全依赖于价格激励,主张唯有通过价格激励才能实现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在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建立的要素联结模型中,引入了远比传统的完善市场模型中单一价格激励变量多得多的变量,因而增大了收入分配和福利变动格局的不确定性。此外,在要素联结背景下,进入联结的双方关心的是联结带来的整体利益或净收益,要素联结使得在某个市场蒙受的损失可以由其他市场的收益来弥补,因此,在单一市场上为不可行的交易在联结市场上却是可行的。由要素联结所引发的双方对更高收益的预期进一步强化了有关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相互关系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解决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且是发展经济学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作者：马颖 袁东阳，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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