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在就业人口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比重。本文从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及测度、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三个方面归纳了相关文献,并进一步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　非正规就业　发展中国家
 
      非正规就业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一个普遍性就业形式。从非正规就业占整个就业人群的比例看,南亚超过50%,东南亚达30-50%,非洲接近50%,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更是高达55%(Mandal&Chaudhuri,2011)。中国这一比重近年也呈上升趋势,已从1997年的26.83%上升到2006年的42.46%(常进雄、王丹枫,2010)。与此同时,全球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较大调整。因此,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世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从现有研究来看,二者之间的影响可能是相互的。一方面,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当城市无法为这些转移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岗位时,他们将被迫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同时,贸易自由化改革带来竞争的压力,与进口产品竞争的正规部门可能萎缩,部分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其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和规模的扩大。而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发展中世界已经形成的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的转移会引起非正规就业的工资下降,这又可能给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改革带来阻力(Stallings&Peres,2000)。上述双向影响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研究是对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补充。
       一、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测度
       (一)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部门的产生基本可以归因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引起的城市失业,以及政府缺乏对失业者的相关支持,但经济学家对于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和范围却很少达成共识。现有文献通常根据其法律地位、是否注册、规模(雇员人数)或者是否纳税等特征对非正规部门进行定义。一般认为,非正规部门包括了广泛的活动范围(生产、分配和就业),而且往往超出了受管制的/正规经济的范围(Chen,2006)。
       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来看,主要侧重于从经营(雇佣)规模和经营单位的组织形式等特征对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进行划分(见表1)。小规模、低技术等部门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相对正规部门而言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
       狭义的非正规经济,通常指的就是在非正规部门中所从事的各种经济活动。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按照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一些非正规就业被排除在外。非正规就业不仅仅发生在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中也有部分就业具有非正规性。于是对“非正规”的定义不断被拓展,以便把各种非正规就业都包括在其中。广义的非正规经济不仅仅包括那些不合法/非法的企业,还包括了不合法/不被保护的劳动雇佣关系。简言之,广义的非正规经济不仅关注于企业特征,而且关注就业的本质。例如,Schneider&Enste(2000)将非正规行为定义为对GNP做出贡献的未注册企业的经济行为;Marjit,Kar&Beladi(2007)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没有遵守最低工资法的部门。
       表1　国际劳工组织(ILO)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
 
       在新定义下,非正规经济由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组成,即所有没有劳工保护或社会保护的就业(无论其是否发生在非正规企业),包括在未注册的小企业中的自我雇佣和无法律保护的工资雇佣。
       (二)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分层
       尽管仍有很多文献并没有明确区分“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但是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现有的文献中,一些研究重点关注在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情况,故直接用劳动力所属的部门性质(是否属于非正规部门)来定义非正规就业。另一些研究则重点关注就业本身的正规性,即雇佣关系是否受到了法律保障,从而非正规就业被定义为没有得到社会保障(如健康保险)和不被劳动法规(如劳动法、最低工资法)保护。例如,ILO对非正规就业的最新定义是,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所有未被认可的、管制的或保护的有报酬的工作(包括自我雇佣和工资雇佣),以及在有收入的企业中从事无报酬的工作(ILO和WTO,2009)。依据这个标准,非正规就业应当包括:(1)在非正规企业中的非正规就业(包括雇主、雇员、个体户和未被支付报酬的家庭成员);(2)在正规企业中的非正规就业(包括家庭工、临时工、兼职工人、外包工人和未注册或未申报的工人)。
       按照上述定义,非正规就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Fields(1990)认为应当把非正规就业分成两个大类:(1)自由进入、低工资、比正规部门的就业吸引力低;(2)限制进入、高工资、比正规部门的就业更有吸引力(主要指具有较高的人力和金融资本的工人离开正规部门而自主创业)。Maloney(2004)支持了Fields的分类,他的研究表明,在巴西超过62%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不希望到正规部门就业。Chen(2006)则是根据工作和/或收入的稳定性、在工作单位享有的职权、收入水平的高低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划分(图1)。
 
 　　图1　按平均收入对非正规就业的层级划分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的内涵在逐步扩大,不仅包括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也包括一些工作条件较好、工资水平较高的就业,如自主创业、自由职业、自我雇佣等就业形式。
       (三)实证研究中非正规就业的度量方法
       围绕上述内涵和定义,实证研究对非正规就业的度量采用了不同方法,主要包括:
       1.按照工人工作性质来度量。这类研究一般使用公司层面的调研数据或家庭调研数据,例如Ma-loney(1998)的非正规就业包括:自我雇佣(含非正规企业的所有者)、非正规工薪者(即在非正规企业工作的人)和合同工(没有固定工资/报酬,以提成、计件、委任或固定合同等方式被支付报酬);Sugiy-artoetal(2006)定义的非正规就业包括自我雇佣和无酬家庭工作人员。
       2.按照工人所属企业的规模来度量。Rani(2008)所考察的非正规经济包括了员工数量低于5人的企业、企业家、自我雇佣者和无酬的家庭工作人员。但是,仅仅按照企业规模来度量可能有一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大规模的(正规)企业中往往也存在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如普遍存在的临时工、非正规合同工、外包工人等,而上述度量方法将这部分就业排除在外,很可能低估了非正规就业的规模。
       3.按照工人是否获得社会保障来度量。Gold-berg&Pavcnik(2003)、Menezes-Filho&Muen-dler(2007)、黄宗智(2009)等人在对巴西、哥伦比亚和中国的经验研究中使用了这种方法。巴西每年会发布对其6个大城市的劳动力调查数据(PesquisaMensaldeEmprego,简称PME),该调查提供了劳动者是否拥有登记工作卡(signedworkcard)这一信息。在巴西,劳动法要求雇主对所雇佣的工人进行登记,登记的工人可以获得工作卡并且可以享受一些福利和权利,因而没有工作卡的工人一般被认为属于非正规就业。与此类似,哥伦比亚国家家庭调查数据库(NationalHouseholdSurvey,简称NHS)包含了雇主是否为工人支付社会保障税的信息,因而可用这项指标把工人划分为正规/非正规工人。黄宗智对中国的研究中把没有工作保障、没有或福利很少以及不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人认定为非正规劳动者。
       4.间接方法。如Ghoseetal(2008)使用劳动力总量与正规就业差额来测度非正规就业规模。
       二、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
       (一)贸易自由化能否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
       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经验研究,大多数文献支持贸易自由化会扩大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的规模。对南非和许多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就业(ILO,2006)。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政策使正规制造部门收缩,劳动力被迫转移到非正规部门。Bhalotra(2002),Dev(2000),ILO(2006)和Leiteetal(2006)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显著增长,但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吸收从正规部门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结果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失业率急剧上升。
       也有一些研究结论相反,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并不必然引起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大。Chaudhuri&Dwibedi(2006)构建了一个由两个非正规部门和一个正规部门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正规部门为进口竞争行业,生产制成品,只使用成年劳动力和资本。非正规部门为出口行业,一个生产农产品,一个生产制成品,都使用成年劳动力、童工和资本三个要素;成人和儿童可相互替代。模型假定生产农产品的非正规部门为童工密集型,而生产制成品的非正规部门为成年密集型,那么由SS(Stolper-Sam-uelson)定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提高童工的工资而降低成年劳动力的工资,这将激励贫穷的家庭增加童工的供给(相对工资效应),但另一方面,只要两个非正规部门的资本-产出比不变,成年劳动力工资的下降将使得正规部门的产出和就业都得到扩张,这又使得贫穷的家庭不愿提供童工供给(成年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只要第二种效应超过第一种效应,发展中国家的童工数量将降低,福利得到改进。该模型也为Edmonds&Pavcnik(2005)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越南出口品的价格提高引起童工的急剧下降。Marjit,Ghosh&Biswas(2007)认为关税会降低进口竞争行业的总就业量,但非正规部门会扩张。然而,如果资本账户的开放降低了利率,又会鼓励正规部门的企业扩大生产,降低非正规部门的规模。所以,Marjitetal认为贸易开放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是两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
       (二)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
       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主要是通过如下途径产生影响:
       1.进口竞争效应。一般认为非正规就业通常发生在非贸易部门,因此关税等贸易保护主要涉及正规部门。贸易保护政策的取消将导致与进口竞争的正规部门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工人从正规部门向非正规部门流动,引起非正规就业的扩大。例如,Mandal&Chaudhuri(2011)认为关税降低导致原被保护部门的资本回报减少,从而一些低技术劳动从这些部门中释放出来,转移到非正规部门就业;Goldberg&Pavcnik(2007)认为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产品需求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更多依靠非正规就业和/或在解雇工人方面更加灵活的劳动法规。一系列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测:Currie&Harrison(1997)发现摩洛哥在经历了深刻的贸易自由化变革后,其企业开始雇佣更多的临时工;Maloney(2004)对哥伦比亚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必须使用转包合同雇佣非正式工人,以此降低成本,于是非正规部门扩大;Menezes-Filho&Muendler(2007)发现巴西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引起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一部分工人从正规部门被转移出来,但是无论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还是出口商都没有吸纳这些闲置劳动力,非正规雇佣和自我雇佣的情况显著增加了;Jonakin(2009)回顾了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经济改革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相关文献,发现贸易品部门的国内生产商面临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导致利润下降、规模降低,从而劳动力向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流动;Ghoshetal(2008)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利用18个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非正规部门在GDP中的份额。
       2.出口扩大效应。上述研究主要是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供给进行考虑,另一些研究则从非正规部门的劳动需求出发,认为贸易开放会带来某些出口行业的扩张,而为这些行业生产中间投入品的非正规部门相应扩大,引起就业增加。这些研究(Carr&Chen,2001;Maloney,1998)考虑了分包生产和出口加工区,从而把出口型企业和跨国企业与非正规就业联系在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实施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随着正规部门将生产分散化,即把一部分生产分包给非正规部门,正规部门缩减的就业中一部分被非正规部门所吸收,但同时导致了失业的急剧上升,大量的城市劳动力只能靠打零工、在街头摆摊、或是从事其他非正规经济活动以获取卑微的收入(Portes,1989)。Maiti&Marjit(2008)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由于出口市场的扩大,正规部门生产商渐渐将自己的生产活动转包给非正规部门,而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产品的全球营销上。该理论模型表明正规部门有利用扩大的出口市场进行转包的激励,并且出口价格的提高使营销活动有更大获益,这样正规部门的生产者会将时间和精力更多地分配到产品营销而非产品生产,因而更多的国际贸易会带来非正规部门更大的扩张。   
      Siggel(2010)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他发现印度在贸易开放前,效率低下、过度就业的正规部门受到保护,从传统贸易模型可以推论贸易开放将造成正规部门的大量下岗和非正规部门工资的急剧降低,但事实上,印度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正规部门将生产外包使得非正规部门的劳动需求大大增长,这抵消了非正规部门供给上升所带来的影响。
       3.劳动力迁移效应。上述两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或并不关注农业部门对非正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例如Marjit(2003)的模型中就不包括农业部门,其非正规部门生产正规部门所需的中间品和用于出口的最终商品。而另一些研究则尝试将非正规部门嵌入哈里斯-托达罗(以下简称HT)的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中。在二元经济框架下,有正规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两个部门间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差距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激励更多农村劳动力转移。然而,许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并不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从而在工资较低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扩大了非正规部门的规模。Portes&Schauffler(1993)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非正规就业扩大的现象。他们认为拉美国家在上世纪50-70年代实施的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其工业部门集中在一两个大城市中,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进行转移,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在1950-1990年间从不足一半增长到3/4左右。即便城市工业部门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无法让所有移民在正规部门就业。劳动力过剩导致了非正规部门的扩大。Gupta(1993)建立了一个开放小国的三部门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其中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和就业内生确定。与HT模型一样,Gupta假设农村移民期望在城市正规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为“λ”,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模型中,非正规部门提供的工资低于农村部门的工资。而Kar&Marjit(2001,2009)则认为,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的贫穷的劳动者,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失业状况,只有降低当前工资要求,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并期待未来有更高的收入,从而形成了非正规部门。由于劳动力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部门之间是自由流动的,所以非正规工资应该与农业部门的工资相关,即当非正规工资大于等于农业部门工资时,他们才会停留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并继续搜寻到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如果非正规工资低于农业部门,他们则会迁移回农村。在修正了HT模型中关于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关系后,Kar&Marjit的研究得出了与传统HT模型不同的结论。
       三、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一)基于HOS框架的研究
       从HO(Heckscher-Olin)模型和SS(Stolper-Samuelson)定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测贸易自由化将对非正规收入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假设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HO定理表明各国将专业化于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要素的商品。SS定理进一步说明一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将导致该商品生产过程中被密集使用的要素获得更高的报酬。这样,如果低技术劳动力是充裕要素,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将提高。
       在对非正规部门的研究中,可将HOS模型设定为包含一个正规部门和一个非正规部门的两部门情形。由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通常在低技术劳动力上是充裕的,可以假设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样,如果非正规部门更多地雇用低技术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将在非正规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非正规劳动者应当从贸易开放中获益。但现实情况下,大多数经验证据与贸易理论都是不相符的(Goldberg&Pavcnik,2007)。这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生产的商品通常是非贸易品,另外,上述理论模型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隐性失业工人。
       Chaudhuri&Banerjee(2007)将HOS模型修正为一个三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并对非正规部门的特征做了不同假设,发现生产不同产品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非正规部门在经济开放时,其收入水平会发生不同变化:(1)当非正规部门是生产农产品的劳动(土地)密集型部门时,取消贸易保护政策将降低(提高)非正规部门的工资,而外资流入则会提高(降低)非正规工资;(2)当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生产工业投入品时,取消贸易保护政策将降低非正规工资,外国资本流入则会提高非正规工资。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说明为何不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开放后(非正规)工资水平有不同变化。
       (二)基于HT框架的研究
       按照传统的HT框架,当发展中国家对进口竞争行业的保护关税降低时,引起该行业产出降低,行业萎缩,使就业规模减少。在不考虑非正规部门时,劳动力将流向农村部门,劳动力工资必然下降。加入了非正规部门的HT模型与传统HT模型在对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上得出了不同结论(Kar&Marjit,2001)。进口关税导致部门萎缩时,如果城市存在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会吸收正规部门中过剩的劳动力,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提高,从而有助于提高非正规就业和农民的真实收入,而正规就业的真实收入则会下降。如果非正规部门生产进口替代品,并且受到进口关税的保护,那么此时非正规部门会进一步扩张。
       (三)技能溢价对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的解释
       由于非正规部门往往有较高比例的低技术工人,①技能溢价上升可能会压低非正规部门平均工资和就业水平。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高的技能溢价可以用贸易开放中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来解释(Pavcnik,2003)。因为正规部门有更广泛的投资来源和高技能工人,因此技术的进步往往偏向于正规部门,增加了对正规工人的需求,这样加大了正规和非正规工人的工资差距。贸易开放推动了技术进步这一事实就可以解释正规工资溢价的提高了。
       (四)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对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的影响
       一些研究认为资本要素的流动性会影响贸易开放后的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如果资本在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随着贸易开放,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可能会增加。然而,如果资本流动被限制,并且关税自由化导致资本价格下降,正规部门的工人将被迫迁移到非正规部门,且非正规的工资将下降(Marjit,Kar&Beladi,2007;Marjit&Maiti,2005)。Marjit,Kar&Beladi修正了HOS模型来研究贸易开放和非正规部门的相互关系。他们假定经济中存在两个行业,进口竞争行业(X)和出口行业(Y),每个行业都存在正规和非正规两个劳动力部门。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工人如果不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他们将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资本在行业间自由流动,但无法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间流动。基于以上假设,他们的理论模型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资本价格降低,X行业的正规部门就会收缩,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数量可能会增加,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得以提升。而且,如果X行业相对于Y行业为资本密集时,即使大量从正规部门被裁掉的工人涌入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工资仍然会上升。Marjit,Kar&Acharyya(2007)指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农业部门的扩大,会引起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向农业部门流动(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有较高的工资,所以不会向农业部门流动),看似非正规就业的工资会提高。然而,当资本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时,劳动力的转移会引起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向正规部门流动,那么非正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因此下降,压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水平,而正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上升。反之,若资本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流动不自由,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则会引起非正规工资水平的提高。
       (五)劳动标准对非正规就业工资水平的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环境也会影响贸易自由化和非正规部门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对非正规就业的一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庞大的非正规就业是由于正规部门过高的劳动标准引起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曾指出,忽视工资、工作条件和市场信号的劳动政策是造成拉美国家非正规部门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政策降低了正规就业的数量,鼓励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在理论研究上得到一致见解,只在较少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一些支持。             
      Goldberg&Pavcnik(2003)认为,只有在刚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在面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时才会倾向于削减正规就业。Mukhopadhyay(2008)设计了一个理论模型,检验贸易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关税和资本市场改革在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条件下是福利改进的,而劳动力市场改革则加大了正规-非正规工资差距,并且当存在关税扭曲和资本市场不完善时,劳动力市场改革将使福利受损。所以,一个较优的顺序应当是先进行关税改革,然后再分别进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还一些观点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协定的“社会条款”(socialclause)加强全球劳动标准可以提高穷国的出口部门的工人福利。但Kabeer(2004)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利用孟加拉的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得出结论,贸易协定虽然提高了劳动标准,但可能降低就业率或者迫使劳动不得不转移到非正规部门,而由于非正规部门缺乏对劳动的保护措施,因此“社会条款”可能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四、未来的研究展望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与非正规部门在近30年中表现出同时扩张的趋势,这引起人们深入探索二者关系的兴趣。现有文献主要在传统的贸易模型(HO)和劳动力转移模型(HT)的框架下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部门的相关关系,并用经验数据评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及非正规工人的工资水平造成的影响。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本文认为进一步探讨下列问题可以对现有研究起到很好的补充:
       1.全球贸易模式和贸易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进口竞争和出口扩大两个效应,那么,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的经济、技术水平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产出和工资水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引起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分工,非正规部门通过转包等形式承接了价值链中最低端的生产环节,那么,全球日益增长的进口需求,尤其是金砖国家对低标准产品的需求增长是否增加了全球产品链中对低技术的非正规劳动的需求?此外,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贸易量的萎缩,贸易摩擦加剧。Marjitetal(2011)建立理论模型探讨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若非正规部门主要生产非贸易品和服务,那么全球的衰退不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正规部门的产品价格下降可能导致非正规部门非贸易品供给增加;如果非正规部门生产贸易品,经济危机使正规的低技术部门扩张,会引起劳动离开非正规部门,从而可以提高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工资。跨国的经验研究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解释。
       2.区域经济组织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新经济地理模型预测南南经济一体化框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它鼓励一国利用其在区域内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在全球的比较优势。这个安排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因为区域外的其他生产者可能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但区域经济组织可能改变了它们的生产安排,阻碍了成员国按它们真正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区域经济组织对比较优势的扭曲是否导致了更多的失业或非正规就业,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提供建议。
       3.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现有文献回顾表明,资本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会对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Mukhopadhyay(2008)的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如何在对外贸易、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设置一个合理的改革顺序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Gibson(2005)构建了一个动态的CGE模型,结果表明,若家庭无法负担教育成本或者国家在人力资本的投资过少,该国在高技能密集产品的出口将缺乏竞争力,贸易自由化可能进一步导致贫穷增加,失业和经济停滞。反之,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一国若能实现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人均收入将得以提高,经济的非正规程度降低。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公共支出)选择在人力资本积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上述模型的实证研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政策选择提供建议。
       4.利用正规部门偏向的技术进步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Pavcnik(2003)用理论模型论证了当技术进步偏向于正规部门时,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溢价会加大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差距。然而,该观点还有待于更多的经验检验来证明。
       5.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假设。近年来国际贸易研究的前沿是在贸易模型中引进异质性假定。事实上,非正规部门中不同企业的生产率、产品质量、生产要素密集度以及非正规劳动者之间均存在差异性,贸易开放可能会通过影响非正规企业的异质性分布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分布来影响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率、产出和工资水平。Albrechtetal(2009)在莫滕森-皮萨里德斯的劳动力搜寻匹配模型框架下,假设劳动者存在异质性,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政策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该研究与贸易模型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的理论框架。
      6.非正规与正规的相关关系。现有文献中对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产业关联有如下几类设定:(1)非正规部门生产非贸易品、正规部门生产贸易品;(2)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相竞争,都生产进口竞争品和出口品;(3)非正规部门生产正规部门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前两种情况下,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具有替代关系,正规部门的萎缩会导致非正规部门扩张、就业数量增长;第三种情况中,二者之间属于互补关系。例如,Arvin-Radetal(2010)建立理论模型专门探讨两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他们的模型假设属于上述第(3)种情况,故而其研究表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变动具有同周期性。由于非正规部门的复杂性和各国的差异性,上述三种假设均具有其合理性,区分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相关关系将有助于厘清贸易自由化过程对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

作者：刘媛媛，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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