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东亚合作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从法理上讲，东亚一体化次序具有“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突出特征。这迥异于欧洲从共同市场向货币同盟演进的传统范式。那么东亚能否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体化次序模式？东亚一体化次序本身对未来合作的走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东亚一体化的次序及其成因
      1.东亚一体化的初始条件
      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奉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基本上采取多边主义的贸易政策。该地区贸易一体化的发展与其融入全球化进程同步进行。回顾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一直沿循着自然演进的一体化轨迹。市场主导型贸易一体化是该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形式。然而，在东亚区域经济关联日益密切的同时，东亚经济体逐渐被锁定在事实上的美元区中。麦金农将东亚经济体钉住美元的货币关系称为“东亚美元本位”。从相当意义上讲，这一制度安排为东亚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非正式的共同货币本位。它通过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有利于整个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的环境。东亚经济体单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该地区缺乏建立汇率协调机制的动力。作为“天然的美元区”，区域范围内钉住美元甚至美元化曾被认为是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最优选择。
      因此，从一体化次序的角度看，东亚合作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贸易一体化的制度内生可能，而外部驻锚型的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意味着该地区尚不存在孕育区域性货币合作的内生因素。
      2.东亚货币合作的启动与进展
      外生变量改变了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政策环境，使货币合作先于贸易一体化安排成为可能。在东亚合作的演进过程中，两次外部冲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一体化的性质从“市场主导”转变为“制度主导”；二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需求。金融领域的冲击客观上催生了东亚的货币合作，进而使自然演进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了跨越式发展的倾向。
      3.“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双轨一体化模式
      随着货币合作的启动，东亚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也由“市场主导”转向了“制度主导”。进入21世纪，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东亚双边自贸协定的发展既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也满足了由市场驱动的贸易一体化不断深化的需要。
      由此可见，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危机改变了东亚一体化的政策环境，它成为东亚合作不断深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它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促使东亚国家在弥补“东亚美元本位”缺陷的同时，对汇率协调机制、区域性货币制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另一方面，东亚原有自然演进的贸易一体化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市场主导”的地区融合转向“制度主导”的自贸区构建。因此，尽管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沿循着“贸易先行”的传统范式，但法理上的一体化则形成了“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次序模式。而这种事实上与法理上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成为东亚合作迥异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独有特征。
      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未来模式
     目前，东亚合作采取了贸易和货币一体化并进的双轨模式。这意味着未来的东亚一体化次序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实现货币合作的跨越式发展、进而推进贸易一体化安排的“东亚次序”模式；二是回归由自由贸易区向货币同盟过渡的欧洲传统模式。推测未来东亚次序的模式选择时，有必要分别考察东亚货币同盟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进而对上述两类次序模式的演进可能进行分析。
      1.东亚货币同盟的前景
      尽管东亚对货币一体化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但东亚货币合作仅在区域金融安排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东亚各国间的汇率协调机制发展迟滞，而汇率协调是通向单一货币和共同货币政策的完全货币一体化的关键步骤。导致东亚各国难以进行汇率协调的根本原因在于东亚经济体对“美元体制”的支撑与依赖。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国家在汇率协调方面的合作动力明显不足。
      然而，由于“东亚美元本位”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东亚外部驻锚导致其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越来越高。同时，东亚各国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该地区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提升，由此增大了东亚国家间商业周期的同步性。这意味着东亚建立共同货币区、防范对称性冲击影响的收益相应增加。可以预见，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下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东亚货币合作的内在需求与“东亚美元本位”之间的矛盾将越发凸显。
      2.东亚自贸区的前景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目前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实际上沿着两条竞争性路径同时进行，它们分别是中国主导的逐步深化的自贸区模式和日本主导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模式。
      东亚国家间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的不同引发了贸易结构的差异，这导致通过整合两条路径实现东亚自贸区的可能性很小，而垂直型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与深化将进一步激发东亚国家对双边自贸区的需求，这必然使得东亚不同类型自贸区并存的格局长期存在。显然，相对于发展迟滞的统一的东亚自贸区而言，具有低协商成本优势的双边自贸协定将是东亚政策制定者满足其现实需求的最佳选择。其结果是，尽管东亚自贸区的福利效应要远高于双边自贸区的福利之和，不同自贸区模式共存的次优均衡仍将在东亚贸易一体化过程中长期存在，而由双边而非地区性自贸协定主导的贸易一体化安排必然使东亚自贸区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3.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
      显然，东亚货币同盟或东亚自贸区的实现前景均不容乐观。由于“东亚美元本位”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以修正其缺陷为目的的东亚货币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外部冲击的需要，促使东亚以区域金融安排为内容的低水平货币合作不断扩展。而在汇率协调方面，尽管东亚事实上贸易一体化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对内部本位货币的需求，但更高形式的货币合作依然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同步性和区域最终市场规模等区域经济关联程度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东亚货币同盟的建立实际上是内生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
      关于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东亚自贸区前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东亚货币合作不能像传统的欧洲一体化那样从贸易制度安排中获得动力支撑，而东亚高层次货币合作对贸易一体化的内生性又使得东亚率先实现货币同盟、进而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外部冲击催生的东亚一体化具有了危机驱动的合作惯性。由于美元体制固有的脆弱性将越发成为东亚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危机隐患，东亚法理上的一体化将继续沿循“货币先行”的次序模式。其合作方向是通过扩大货币互换机制和储备库规模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同时继续探索亚洲货币基金和推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可能性。然而，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修正现行“东亚美元本位”的痼疾，这不但不能促进东亚货币同盟的实现，更不能对东亚自贸区的建立起到加速作用。由此可见，只有当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能够为制度性合作提供充足的内生需求时，才能通过分析东亚自贸区和货币同盟的实现可能来判断东亚一体化次序模式的最终选择。
      考察事实上与法理上一体化的互动关系，为解决东亚制度性合作的内生需求不足提供了有益思路，即在区域内培育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进而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随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下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无疑将极大地推动该地区的发展模式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这意味着中国结构转型产生的地区外溢效应为东亚一体化走出合作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显然，通过地区性大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改变该地区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地理方向而不是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同样能够提升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水平，并增进整个地区对制度性合作的内生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并成长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将是东亚法理上的一体化不断演进和升级的重要动因。

作者：富景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