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非洲热”逐渐升温，大量有关非洲的信息、观点不断涌现，既有乐观判断，也不乏怀疑甚至悲观论调。作为一个整体，近10余年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真实的，且呈多点拉动和持续上升态势。要将巨大的经济潜能释放为可持续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非洲还要克服多重挑战，尤其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
      一、增长加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99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9%，是此前10年的两倍；2009年增速降为2.7%，但2010年很快恢复至4.7%；2011年，因北非政治动荡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叠加效应，经济增速陡降为1.1%。尽管如此，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抗冲击弹性，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并未丧失。2012年，非洲经济增速达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2.2%），也高于发展中国家（4.7%），仅次于东亚地区（5.8%）；46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全球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中有16个在非洲。
      非洲经济发生较为深刻的积极变化，突出表现在更多的国家和更广泛的行业实现了增长加速。从国家来看，1999年至2008年，经济增速超过5%的国家有17个，此前10年仅有7个，2012年更有21个非洲国家超过这一增速。从行业来看，受益于近10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资源富集国经济增长整体较快。但非洲经济增长加速并不只是来自资源业的繁荣，2008年至2012年增长最快的10个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卢旺达、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都是非资源富集国。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批发零售业、房地产、电信、银行业，支撑着这些国家良好的经济表现。世界银行统计表明，本世纪以来的10余年间，资源业对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贡献不到20%，而服务业的贡献则接近60%。
      二、驱动因素
      本轮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着强有力的驱动因素。这种增长是真实的。
      首先，非洲国家宏观治理明显改善，经济弹性有所增强。这些年来，非洲大陆的政治和宏观经济形势日趋稳定，发展经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非洲国家的财政稳健性和货币政策纪律性不断提高，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都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积极评价，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均得到加强。通胀率显著下行、预算余额和外汇储备增加以及外债减少，成为近年来非洲各国经济的普遍特征。
      其次，非洲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合作伙伴更加多元。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迅猛，极大促进了非洲的对外贸易。2002年至2012年间，非洲外贸总额翻了4倍。
      第三，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不仅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近10余年，非洲每年基础设施开支约450亿美元，占其GDP的5%以上。
      第四，非洲投资环境持续改善，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05年至今，全球营商环境改革进步最快的50个经济体中有19个来自非洲，如卢旺达、毛里求斯、加纳、尼日利亚、安哥拉、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等。流入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强劲，由1995年的57亿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578亿美元，创历史高点，此后因全球经济衰退而短暂下滑，但2011年即开始回升。
      2012年，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减少18%、主要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下降的背景下，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却逆势增长5.5%。从流入国看，近10年，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和南非 等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来源国看，新兴经济体在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份额不断上升。 从行业看，2003年油气矿业占非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77%和项目数的28.5%，与之相对应，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流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电信）以及制造业和基础设施。
      三、中国因素
      中国在非洲经济增长加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来自中国的巨大需求，直接促成了非洲的“资源繁荣”。收入的增加，增强了非洲各国的国内购买力，国内市场和需求得以扩大，也推动了众多行业的发展，进而为非洲经济增长和
      建设奠定了基础。其次，来自中国的资金，伴随着企业、人员、管理、项目和技术，帮助解决或缓解了许多阻碍非洲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第三，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改变了世界对非洲大陆的观感，带动了财富向非洲的转移，非洲从“没有希望的大陆”，变为充满商业机会、蕴含巨大市场潜力的希望之地。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是多样化的：既有援助，也有贸易与投资，还有工程承包与技术交流；合作主体既有国有大型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多维度的：中国既是非洲资源的开发者与消费者，也是非洲多个行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还是非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以及产品和设备的提供者。中国与非洲各自都面临转型任务，经济互补性较强，非洲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发展中的“非洲含量”都已不可或缺。
      四、转型挑战
      展望未来5年到10年，非洲经济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首先，非洲将继续受益于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农产品等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几年，非洲东海岸沿线发现重大油气资源，西非海域新发现大型优质油田，西部和南部非洲多国发现新的矿产储备，将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其次，随着与新兴经济体联系增强，非洲在融资、技术、经验等方面有了除西方国家之外的更多选项。
      尽管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经济调整，但与非洲在贸易、投资及发展援助等方面的合作增势不减，这将帮助非洲国家抵消欧美经济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强调的是，新兴经济体对非洲的投资多流向制造业和服务业，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金砖国家对非投资中仅有25%投向初级产业，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占43%和32%，这为非洲实现经济多样化提供了助力。第三，人口结构变动中所蕴含的人口红利和规模经济潜力，以及城市化和中产阶层的扩大，将为非洲的制造业消费以及电信、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未来50年内，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人口红利与城市化的结合，将促使非洲整体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和内需扩大，刺激产业发展，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但是，非洲经济前景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全球经济减速和欧债危机久拖不决，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据非洲开发银行测算，欧元区经济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拉低非洲0.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将会减少对国际大宗商品的需求。非洲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一，部分国家政局存在不确定性，选举易引发冲突，个别国家还存在武装冲突的风险，收入差距较大、贫困率和青年失业率较高，也可能引发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第二，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区域、全非洲层面来看，基础设施落后都极大限制了非洲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第     三，“资源诅咒”和“荷兰病”（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从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的风险不可忽视。历史上，非洲没能利用好曾经有过的资源繁荣，得自自然资源的“快钱”未能合理使用。第四，大多数非洲国家依赖传统农业，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农业生产波动，使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
      非洲要克服这些挑战与风险，归根结底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此，非洲必须实行结构性变革，实现经济活动由低生产率到更高生产率的转变，并将劳动力引入处于上行趋势的行业，特别是各类制造业。通过“资源型工业化”促进结构转型，一方面摆脱资源依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开发，实现价值增值。

作者单位：中非发展基金会
摘自《求是》（京），2014.3
原文约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