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方法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探讨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效率表现。方法论部分，出于可分解性和具有经济学含义的考虑，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再分配非效率指数，并将其分解为排序改变和累进性偏离两项。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利用卢森堡微观收入数据库（LIS）及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对44个国家的估计结果显示，样本国家再分配非效率的均值为0.5493（即54.93%），且国别差异较大，其中0.2658来自排序改变，0.2835来自累进性偏离。一方面，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再分配效率的实际表现仅为最优水平的45.07%；另一方面，在导致再分配效率不足的两个源泉中，排序改变和累进性偏离同等重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各国再分配非效率程度和累进性偏离与人均GDP对数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排序改变项与人均GDP对数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通过调整结构促使再分配效率不断向最优水平接近，资金分配要在进一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排序的改变。作为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强调探讨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并提醒研究者注意累进性与收入再分配效应和再分配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

  内容提要：追求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本文探究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如何快速实现稳就业，具体分析各类企业在稳就业方面所做贡献与付出的代价。通过分析多套企业数据与逐笔贷款数据发现：在“四万亿”计划实施期间新增信贷的支持下，国有、大型与受计划支持行业内的企业在短期内做大规模逆周期投资并大幅扩张雇员，然而由于后期绩效变差及偿债压力加剧，难以持续大幅增加就业。而民营、小型与未受支持行业内的企业在短期内未增加投资或就业，所获信贷显著提高了其在危机中存活的概率，且由于后期绩效改善而创造就业的幅度更大。因此，着眼于以较小代价取得中长期内较大的稳就业成效，在应对危机时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中小市场主体中。

  内容提要：在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出现了能否以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方向性争议，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结构升级中的创造性作用非常重要。基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探讨了基础设施促进居民创业的原因和作用机制，分析了涉及重大宏观投资问题的微观基础，指出了未来基础设施的主攻方向和投资重点。本文发现，无论是按工程类还是按服务性质划分，社区基础设施都具有很大的正向外部性，使得居民创业比例显著提升，并且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良好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便利了居民生产生活，促进了信息、资源和要素的流通效率，改善了居民主观预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更低的创业门槛，从而社区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居民创业概率。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背景下，仍然要肯定“稳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在结构转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选择城市中心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交通环保类基础设施为投资重点，注重对高技能居民的创业政策引导，以提升基础设施带来的创业回报，并实现经济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内容提要：传统观点认为，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北方国家而有损于南方国家。本文构建一个两期技术转移模型，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南方国家会自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实现南北双赢。假设北方企业拥有两种技术，即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若南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太弱，北方企业可能会因为害怕被模仿而策略性延迟引入先进技术，导致南方国家受损。此时，南方政府将有积极性自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防止北方企业采用延迟策略，而模型分析表明，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南方企业模仿能力的倒U型函数。进一步，如果是否拥有先进技术是北方企业的私人信息，南方政府将更不愿意采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而消除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南方国家自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内容提要：在家庭教育投资中，除现金性的显性教育支出外，家庭也会通过放弃潜在收入并增加子女陪护时间的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这种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对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内容提要：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却普遍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呈现提前退休趋势。本文试图在生育受到约束的制度环境下对上述反常现象进行理论解释，通过构建一个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OLG）模型，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退休年龄选择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预期寿命提高时，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在生命周期中获得更高的工资率回报，劳动者在少年期倾向于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积累、有效工资率上升和利率下降引起的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使得劳动者在老年期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有能力和意愿提早退休，减少终生劳动供给时间；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放松生育控制政策也会使劳动者享受更多闲暇时间的意愿增强，选择提前退休。本文还考察了个体退休行为的异质性，发现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相对穷人而言，富人的退休年龄和终生劳动供给更低。本文的结论有益于厘清劳动者在老年期的退休决策机理，为如何推进退休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内容提要：经典的税收转嫁理论认为税负会根据供需弹性进行转嫁，实际发生率与法定征税对象无关。本文基于社会保险费二元征管体制下不同征收机构的征收强度在《社会保险法》颁布后出现分化这一政策冲击，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研究发现：政策冲击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强度提升了约12%，相当于工资比重的1.5%。征管部门优先处理集体劳动争议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大程度通过低报工资基数低缴社保是政策冲击对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保缴费产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结构分解表明政策冲击主要提升了企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强度。验证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本文发现企业并未通过减少就业、降低其他类型薪酬或提升职工学历结构的形式将增加的社保缴费转嫁给职工。相比于工资刚性，效率工资假说、缴费与福利的关联程度不高更可能是未发生转嫁的主要原因。本文从社保征管体制、法定性和企业异质性方面，为提升社保缴费提供了新的思路并重新审视了税收转嫁理论，对提升社保征管效率、选取减税降费对象、权衡减税降费目标和社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具有新的启示。

  内容提要：降低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贸易成本，对于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而降低国内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更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有效畅通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为21.7%，且制度性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福利的改善来说效益十分明显，平均来看制度性贸易成本降低50%，会使中国整体福利水平提升5.9%，欠发达区域从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最多。进一步地，各区域生产率差异化程度越高，即贸易弹性值越小，则制度性贸易成本的下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分部门来看，降低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农业、钢铁及有色金属加工冶炼业以及食品加工业部门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将对中国的整体福利水平带来可观的效益。

  内容提要：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承载“互联网+外贸”的贸易新业态，通过交易模式变革、交易环节简化、交易流程优化，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本文基于2012年跨境电商（CBEC）相关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通过测算双边非对称贸易成本，利用CBEC政策清单等多种方法识别处理组，研究了跨境电商对中国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1）跨境电商显著降低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成本。（2）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规模和强度以及百度搜寻指数更小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搜寻成本，且对出口中的企业搜寻成本降低效应大于对进口中的消费者搜寻成本的影响；跨境电商更有利于降低中国与物流绩效更弱国家的贸易成本，表明CBEC显著降低了跨境物流成本，且对出口中的跨境物流成本降低效应更大。（3）跨境电商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在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强，体现了跨境电商的“普惠贸易”特征。（4）跨境电商改善了贸易绩效，降低了出口产品价格，通过升级进口产品结构提高了进口产品价格，还促进了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为近年来实施的跨境电商支持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为今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思路。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内容提要：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可以实现零售服务异质条件下的非对称最优投资，这一新的发现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转售价格维持服务理论的一个难题，而且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效率识别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维度。当需要以转售价格维持解决零售服务“搭便车”、同时还需要以非对称零售服务投资实现异质零售服务有效供给时，如果制造商信息不完全、但零售商信息完美，两部收费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即可实现非对称最优零售服务投入；但若制造商信息不完全及零售商信息不完美同时存在，则仅有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才能够保证最优零售服务投资实现。原因在于，忠诚折扣能够通过事后销量识别零售商投资是高或低，从而有效解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非对称零售服务投资的识别和差别补偿问题。相较于两部收费，忠诚折扣与转售价格维持组合不仅有利于制造商利润最大化，而且能够改善社会福利。在事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忠诚折扣内生形成事后非对称的零售商市场结构，其中低投资零售商的降价激励强于高投资零售商，这一特征有助于识别并检验转售价格维持合约的真实动机。

  内容提要：基于经营业务视角，构建兼具直接关联性和间接关联性的网络模型，并以此构建适合度量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指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依据指标有效性的3大标准，将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与传统的5种网络模型指标和6种尾部依赖模型指标进行全面比较。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存在阶段性特征。低风险阶段主要由风险敞口和杠杆率等因素驱动，高风险阶段主要由间接关联性因素驱动。（2）相对于其他指标，本文的系统性风险指标具有敏感性、前瞻性、逆周期性等优势。（3）系统性风险有3个传染渠道，去杠杆降价抛售溢出渠道最为重要。随着外部冲击变化，传染渠道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动，渠道变动的背后是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重要性发生变动。本文研究还发现，改善金融结构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有重要作用。